法國2012年總統選舉前夕政治反思專題(三)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民主自己製造自己的敵人
作者：是次訪談，由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 整理
(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，哲學家、評論家、列日美術皇家學院教授。他最新出版的 書為《浪蕩子：自我的塑造》Le
Dandysme. La création de soi )
譯者：Sabrina
Yeung
在他最新的著作裡，哲學家探討那些民主的反效果，如何反過來威脅到民主的存在的時刻。
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訪問他。
今日，民主最大的危險，不再是從外面而來的，由法西斯主義、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形成的意識形態的極權主義。而是從內部而來：那些民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於其自身內部茲生的，直至吊詭地威脅到民主自己的存在的東西。這就是歷史學家茨維坦‧托多洛夫在他的文章《民主的親密敵人》裡，所闡述的主題。
Daniel
Salvatore
Schiffer：很多著作譴責民主那些外在的，公開地宣稱與民主為敵的敵人，如法西斯主義、共產主義、恐怖主義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。您在自己最新的著作裡，更巧妙地，但同時以一種更複雜的方式，去分析那些您介定為民主的「親密敵人」的東西，而因為這些敵人是親密的，所以往往也是秘密的。您可否解釋這個微小的差別呢？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首先，對我來說，一個於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生，並出生於保加利亞──
一個生活在蘇維埃獨裁統治的國家的人來說，民主的敵人，曾經一度首先是指那些外在的敵人：那些拒絕民主的原則，並聲稱用一些他們譽為「更優越」的東西去取代民主的人。在西方的歐洲國家，一戰和二戰之間，這個外在敵人就是法西斯主義。再者，於那個時代，許多優秀的人才也會想，民主已然疲憊或變得虛弱，這個政權已不可以回應民眾的願望，因此應該要尋找另一個政權。就是這種事物的觀點，大大地造就了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在很多國家崛起：意大利、克羅地亞、西班牙、葡萄牙...
然而，即使在那些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上，沒有這類極權主義的國家，如法國或比利時，它們也有很重要的極右派政黨，和甚至廣泛流傳的民意，這些極右派政黨和民意帶有極權主義的含意：例如，我們想起法國的貝當或比利時的
Degrelle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這就是今日看到的，另一種獨裁主義的變奏。一種來自東歐國家，來自共產黨極權主義，體現在蘇維埃集團的威脅。
Daniel
Salvatore
Schiffer：保加利亞──這個您出生和成長的國家，在您離開這個國家，於西方定居，並找到這種您在青少年時代如此缺乏的自由之前，這個國家曾經，準確地來說，是其中一個生活在史大林獨裁統治的國家。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沒錯。大家向我們形容西方國家，特別是美國，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和侵略者，隨時準備好撲向我們。因此，我們需要小心西方國家，要用盡我們的力量去抵抗它。我自己也曾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受教育。但我很高興注意到，因著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──離現在已20多年了，極權主義的威脅真的動搖了，如同法西斯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樣，於致命一擊後，幸運地，熄滅了。自從蘇維埃帝國的崩潰，在東歐因此也出現了一些希望，我們之間很多人也有這些希望，我們看到在東歐有一種民主平靜的勝利，某程度來說，民主也因而不再有一些外在的，宣稱與民主為敵的敵人了。
Daniel
Salvatore
Schiffer：然而，與之不同的是，這兩種獨裁方式已被第三種獨裁方式所取代：宗教的極端主義，它帶來的必然結局就是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。雖然您另一方面說，這種獨裁形式，即便它是嚴重和危險的，它也不能與其他兩個獨裁形式所帶來的大屠殺，當中的受害者和死亡人數相提並論。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是的：這個比較不成立。誠然，我們可以指責這個或那個伊斯蘭政權，但他們之中，沒有任何一個所表現出來的危險，可以與史大林主義下的紅軍相提並論。這是不能同日而語的！我們甚至可以用某種方式來說，今日伊斯蘭恐怖分子應該受到的譴責，更多地與以前在德國的「紅軍派」或在意大利的「紅色旅」相似。
因為這裡涉及局部的恐怖行動，它當然可以殺人，並造成很多的傷害，但它仍顯得無法威脅到國家的基礎。同樣地，那些今日在歐洲外面存在的神學政權，如伊朗或沙地阿拉伯，或那些政治—軍事獨裁政權，如中國，或更差地在北韓，他們都不能被西方民主視為競爭對手。
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：為甚麼？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因為在歐洲人民眼中，這些國家並不代表一個可靠的、認真的民主替代品。然而，在柏林圍牆倒塌和我們稱之為「冷戰」的時期結束後，這種我們可以期待的平靜，並沒有真正出現。因為我們發覺民主製造出從它自己內部而來的敵人。某個意義來說，它們是民主的私生子：一個與民主自身的原則關係密切的偏離。
Daniel
Salvatore
Schiffer：因此，民主將吊詭地在自己身上茲生出一些反效果，這些反效果反而從內部威脅到民主自身，而且，這些威脅並不再如以前那些從外部而來的威脅一般簡單：總之，如果我們可以說，民主的理想被民主自身，不知不覺地、出於好意地，敗壞了和背叛了。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事實上，這是民主出自內部的要求的反效果！在我最新的書，名字叫做《民主的親密敵人」裡，我選定了三個大的例子，去仔細分析民主的反效果。
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：確切來說，第一個例子是甚麼呢？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第一個例子是我稱之為「進步的要求」(l'exigence
de
progrès)，它是民主計劃自身固有的。因為原則上，民主不是一種自我滿足於現有處境的狀態。民主不會遵從保守派的哲學和宿命論的思想。它們是為了維持那些一直存在的東西，或無條件地尊重傳統的東西。民主也不再是指幾本神聖而古老的書藉，這些書藉是一種必須完美地實踐的代碼。
誠然，這個進步的因素自身是值得讚賞的。但是，在民主某些階段裡所發生的事，是民主以為自己被一個特別強烈的信念所鼓動：例如自以為自己是一個優越的「善」的載體這個信念，因而自此認為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，包括武器，從而把民主施行在其他人身上。這就是過去幾個月，不幸地在利比亞發生的事，和同時，在幾年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發生的事。這明顯是一個不小的悖論，因為這種進步的願望，是民主其中一個主要特徵，但它變成一個摧毀其他不分享這些民主原則的國家的源頭。用另外的詞語來說：邪惡從善那裡，事實上透過最大的悖論，突然於此出現！這是我之前其中一本書的名字，這本書於2000年出版：《惡的記憶，善的欲望》。
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：邏輯地按照您的推理，民主從自己內部，最不知不覺間製造出來的第二個危險是甚麼呢？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第二個危險，同樣都是自相矛盾的，來自民主其中一個最美麗的特點和其中一個主要成就，定義上來說是自由主義者：個人自由的捍衛。因為民主不會滿足於捍衛人民的主權；她同樣保護個人的自由，包括這些人民濫用的干預。就是因為這個，自由主義的民主與我們從前，在史大林政權下稱為「人民的民主」不同，後者完全否認個人的自由。
然而，問題是，在我們自由的民主裡，經濟是個人自由經營的成果，它在這一點上取代了政治，然後結局是對利潤的痴迷盛行──這是其中一個沒有約束個人積極性的反效果。因此，不可避免地，最有錢的人支配最窮的人。簡單而言，這種自由主義因而變成了另一種獨裁政權的形式：由國家施行的專制資本主義，不利於人民。這種個人利益的貪婪，威脅到社會主要部分的福祉。
Daniel
Salvatore Schiffer：最後，第三個民主內在的風險是甚麼呢？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是民粹主義。民粹主義是民主的黑暗面，因為民粹主義關乎咨詢人民。而明顯地，如果民主沒有人民，從定義上來說，就不再是民主了。因為民粹主義最主要的缺點，是它要尋找一個即時而整全地連結大眾的東西，經常順從最極端和最容易的媒體操作，有
一個以群眾的名義，於突然的情緒下非理性地作出的決定。因此，對這個團體來說，在作重要決定時，會有久缺足夠辨別力的危險。對任何一個透過名符其實、公平、恰當的三權分立制度(立法、行政、司法)的民主，這樣都構成了制度良好運作的真正危險。
Daniel
Salvatore
Schiffer：所有您剛才說的話，於您的書首幾頁便能找到，並完美地總結了您的書：您命名為〈民主中的不安〉那一章。事實上，您在裡面這樣描述：民主在其自身製造出一些威脅自己的力量，而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生事物是，這些力量較之從外面攻擊民主的力量更多。抵抗這些力量，中和這些力量，甚至比這些力量自我宣稱為民主的精神，因而擁有合法的外表這一項，更為困難。」
茨維坦‧托多洛夫：就是這樣，事實上，這是關於我這本書的中心的，一個十分精彩的總結。
